诸大建建设基于三生空间的中国式韧性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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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诸大建学术笔记

01为什么:不确定性成为新常态

研究城市需要研究风险。风险有一个简单的公式,即风险与发生概率、损失预期成正比。当前,随着风险发生概率系数的提高,原来许多不确定性的事件越来越常态化,“黑天鹅”、“灰犀牛”事件发生概率不断增大,例如新冠等全球流行传染病、全球气候变暖等气候灾害、大国冲突长期化等多重风险。与此同时对未来不可预期性的担忧带来的社会负面情绪也在不断增长。

面对不确定性新常态,无韧性的城市在遭受大型风险冲击后,被动进行抗击,常常无法回到风险发生之前的状态,陷入“L”型的发展路径。而韧性的城市具有竹子或者芦苇气质,在遭受冲击后呈现“V”型摆动和反弹,使得城市发展能够保持在安全边界之内。

随着不确定性替代确定性成为新常态,韧性和冗余的概念需要替代传统的效率和速度的概念成为城市发展与治理的中心概念,城市规划、建设与管理都需要以韧性发展作为新的范式和中心原则来应对不确定性的挑战。

02是什么:可持续性的韧性城市与治理

韧性是从可持续发展延伸而来的概念,包括经济韧性、社会韧性、生态韧性或环境韧性。可持续导向的韧性城市治理可以从对象、过程、主体三个维度进行分析。

一是治理对象维度。城市治理的对象包含经济、社会、环境三个方面。过去认为三者是各自独立的相交关系,可以在各自研究的基础上进行整合。而可持续性的韧性治理则是包含关系,即以自然环境作为最基本的系统,然后依次包含社会系统和经济系统,这是应对多重风险的系统性整合解法。这种三圈包含的系统,为生态、生产、生活三生协调的中国国土空间规划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智力支撑,中国式的韧性城市可以以三生空间为基础进行深化。

二是治理过程维度。韧性发展过程的调控包括减缓和适应两个方面。以应对气候变化为例,缓解全球气候变暖有两个方法,一是减缓温室气体排放,二是提高人类系统的适应能力。基于这两个方面,韧性治理可以通过PSR分析方法,分析问题的压力(P)、状况(S)和对策(R),把事后的适应与事前的减缓相结合,达到低感染性、高适应性的韧性城市目标。具体而言,确定城市的发展模式前需要通过压力预测提出减缓预期风险的对策,当城市遭受风险冲击时,根据遭受的状况提出适应风险的对策,根据城市的体制进行反应,进而调整城市的发展模式。通过这个过程的不断重复,逐渐达到可持续韧性城市的发展模式。需要强调的是,在风险不可回避的时候,提高适应性将成为韧性城市的主要策略。所谓与风险共生存就是这个意思。

三是治理主体维度。城市治理过程需要多元主体已经成为共识,当代城市规划一般都要讲究公众参与。但对于韧性城市治理而言,在不确定性占主导的背景下,国家力量和战时机制会显得特别重要。在韧性城市治理过程中,面对多元的治理主体,可以采用“中国五星红旗”式的治理模式。其中的“大星”是指核心的国家机制,周围的四个“小星”则是非核心机制。这种五星红旗治理模式,既不同于只有“大星”的单一主体机制,也不同于多个“小星”的完全平权模式,而是一种有主导有协同的有机多元模式,这是中国式城市化应对未来不确定性增强需要采用的机制。

03怎么做:基于三生空间的中国式韧性城市

划定三区三线为建设中国式韧性城市提供了基本条件,有助于解决生态韧性、经济韧性和社会韧性。其中生态保护红线通过对城市生态空间的保护,推动城市的碳中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线有助于确保粮食安全,保障疫情保供背景下的农业韧性;城市增长边界将促进城市空间在提高人口密度的同时降低空间密度,走出一条既是高密度、又有空间冗余的可持续韧性城市发展之路。

一是生态保护红线与城市生态韧性。与国外建成区即城市的概念不同,我国的城市是整个行政区域,是包含全域的国土空间。因此在编制国土空间规划时,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就为城市提供了大量的生态空间。这些湿地、森林、公园等生态空间作为城市的碳汇,对城市碳中和起到了巨大作用。这是应对气候变化条件下生态保护红线推动中国城市生态韧性的基本机制。

二是永久基本农田与城市经济韧性。面对疫情保供问题,中国人的饭碗要端在中国人手里。划定永久基本农田是中国城市食品安全的主要手段。以上海为例,保障崇明生态岛的优质农田、投资横沙岛现代农业,可以为上海大都市发展提供食物韧性、农业韧性乃至经济韧性。

三是城市增长边界与城市社会韧性。划定城市增长边界,就是框定了城市发展和人口增长的区域。城市的高密度与城市韧性之间的关系需要深入的实证研究。按照新加坡的有关资料,人口密度超过-人/平方公里为高密度,宜居性则与建筑物的空间密度和城市功能混合程度有关。新加坡、伦敦属于高密度高宜居的城市,东京、巴黎、纽约等城市属于低密度高宜居的类型。尽管上海全市域的人口密度是低的,但在上海中心城范围内的人口密度偏高,达到了2-3万人/平方公里。那么,是否高密度就代表了非韧性呢?要区别人口密度和空间密度或建筑物的密度两个概念。上海的老城厢地区以低层建筑为主,人口密度和建筑物的空间密度都比较高,在疫情中感染率较高,表现为非韧性;而新建住宅区的高容积率带来了高人口密度,但建筑空间排布相对冗余,表现为有韧性。因此,我们需要追求的是在保证中国城市人口高密度的同时,通过功能混合提质来提高空间的冗余度,努力建设可持续导向的韧性城市。

(绿会融媒获授权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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