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综合国力提升的同时，我国专利的申请量与授权量呈现“爆炸式”增长，但背后却隐含着一定程度的“创新低质”问题。如何摆脱当前面临的“数量长足、质量跛脚”困境，是当前摆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现实中的重大课题。
一、数字化、创新生态系统与城市创新质量关系的理论构架
中国的数字化发展主要经历了以ICT信息与通信技术驱动的信息化改革、以互联网驱动的网络化转型以及以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移动互联网等技术驱动的数字化发展等三个阶段。因此，深刻理解数字化的内涵，首先需要明晰信息化、互联网化和数字化三个彼此有交融但又完全不同的概念。
相比信息化，互联网化实现了资源整合与互动，对传统领域和实体经济进行了重构、再造、赋能。而关于数字化的概念理解，全球知名IT咨询公司Gartner对中文“数字化”在英语语境下“digitization”和“digitalization”两种数字化表达进行了概念解读：狭义的数字化（digitization）是将模拟信号转变为数字信号的过程，也称为数字实现。
换句话说，数字化就是将模拟过程转换成数字形式，而不改变过程本身。因此，部分学者也将digitization理解为“数码化”。而广义的数字化（digitalization）指的是通过数字技术改变商业模式，提供新的营收点与价值创造机会，是转向数字业务的过程。由此可以明晰，信息化、互联网化和数字化是截然不同的三种概念。
以信息化发展为基础、以互联网为重要平台与载体的数字经济发展正在改变着传统经济模式，这种改变既包括企业盈利模式的变化，还包括市场概念的重塑，真正实现了对原有经济模式的革命。创新生态系统作为数字技术快速发展背景下兴起的一种创新管理新范式，经历了由线性范式（创新范式1.0）和创新体系（创新范式2.0）逐步过渡到创新生态范式的变革历程。
其核心是以种群生态理论（Populationecology）为背景建立“生态观”，对不同创新模式与创新亚系统的动态整合，从而最终表现为“多重螺旋”（N－tuplehelices）的创新范式。因此，将种群生态理论下的自然生态系统与创新生态系统进行类比研究，借由隐喻快速实现对抽象范畴的概念化理解与认知是在生态观下探究创新活动生态特性的重要途径。
同时，创新生态系统作为自演化的复杂系统，系统论为理解创新生态系统本质提供了基本的理论支撑。有鉴于此，本论文基于系统论的理论主张，以隐喻认知方法为逻辑，以自然生态系统为类比源，以创新生态系统为类比泉，从种群特征与系统演化机制等维度映射创新生态系统的要素构成与运行机制，从而审视“创新生态系统”本质。
二、中国城市数字化与创新质量发展现状分析
数字化概念兴起不久，关于数字化测度的研究也刚开始起步，在学者不断地试错与探索中逐步推进。由于数字化与信息化、互联网化概念相近、包含内容高度重合，早期文献多采用信息化、互联网等相关指标来表征数字化，但很显然这种做法并不能完全捕捉以数字技术为基础的数字化的深刻内涵；
一些学者提出通过对数字经济的测度近似反映地区的数字化发展水平，测算方法主要有国民经济核算、增加值测算、相关指数编制和构建卫星账户等。然而随着智慧便捷、数字赋能的数字经济时代向全面感知、数据驱动的数字化发展时代逐步变迁，部分学者认识到数字经济只是数字化嵌入经济系统中的具体表现。
并不能全面地覆盖数字化嵌入社会多重场景所包含的全部内容，采用数字经济表征数字化发展水平的做法被逐渐摒弃，取而代之的是采用了文本挖掘、问卷调查和指数构建等多种手段对数字化嵌入多维场景进行系统分析。
但相关测度结果多产生于针对微观企业的研究中。真正基于区域层面数字化发展水平的量化研究多涌现于21世纪20年代之后，学者的量化方法由单一指标逐步向构建多维度复杂指标体系进行综合评价过渡。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编制的《数字中国发展报告》通过开展数字中国发展情况网络问卷调查活动，对年中国省域在数字基础设施、数字技术创新、数字经济等七个方面的发展水平进行了评估，启发了学界和研究机构立足更广范围测度全社会数字化发展水平；
腾讯研究院发布的《数字中国指数报告》依托腾讯公司庞大的产业链与鲜明的数据获取优势，利用大数据手段更加精准地探测出各城市和地区真实的数字化嵌入深度与广度。另外，《中国区域数字化发展指数报告》、《中国数字发展指数报告》等系列研究报告也都基于对数字化发展的不同解读进行系统评价，为城市整体数字化发展量化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
三、研究结论
本论文基于数字化、创新质量和创新生态系统既有文献和基础理论，构建了数字化发展影响城市创新质量的理论框架，探查了数字化对城市创新质量的驱动效应、非线性效应和空间效应，并从创新生态系统视角出发，从要素构成与关系嵌入两个方面对二者之间的传导机制进行了具体阐述；
以中国个地级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为支撑，利用面板回归模型、面板门限回归模型、面板分位数回归模型、空间杜宾模型、中介效应模型等多种方法对上述理论进行实证检验，进一步基于地理区位、行政等级和城市规模差异做了影响效应和作用机制的异型性分析，主要得到了以下结论：
综合性理论框架表明，数字化对城市创新质量的影响存在多重效应，而数字化驱动城市创新生态系统变革是其影响城市创新质量的重要机制。具体来看，数字化深度嵌入所产生的赋能效应、平台效应和倒逼效应可以有效缓解资源约束和创新风险问题，帮助城市改善技术创新低端锁定，但由于各城市初始数字化水平和创新质量差异较大，数字化对城市创新质量的驱动作用可能受其影响存在非线性特征。
同时，数字化依托低成本、高速度的扩散属性加强了城市间的空间关联和知识溢出，数字化对城市创新质量的空间效应不容忽视。作用机制而言，数字化深度嵌入颠覆了传统的创新模式，通过优化要素与要素间关系带来城市创新生态系统的结构性变革，为创新生态系统向高阶演化提供要素与性能支持。而创新生态系统由低级向高级的演化过程实质就是城市创新质量由低到高提升的过程。
因此需要将数字化、创新生态系统和城市创新质量纳入统一分析框架，明晰了三者之间的理论关联。发展现状分析表明，中国数字化发展与城市创新质量在动态分布、地区差异、收敛特征和空间集聚方面均表现出高度相似性，同时又存在细微差别，初步判断二者之间可能存在非线性的正向相关关系和空间关联关系，从数据表象验证了假设H1、H2和H3a/H3b提出的合理性。
具体来看，动态分布特征分析表明，研究期内中国各城市数字化和创新质量得到快速的发展，但是区域异质性明显，二者均呈现出“东部—中部—西部—东北部递减”的区域分布特征；地区差异分析表明，全国整体城市数字化和创新质量发展的非均衡性突出，梯度差异显著存在，地区间差异。
尤其是东部地区与其他地区的差异是二者发展差异最主要的来源；收敛特征分析表明，二者均表现出绝对β收敛趋势，但收敛系数水平不同；空间分布与时空演变特征来看，城市创新质量与数字化发展水平较高的城市都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以及行政中心城市，且数字化发展和城市创新质量中高水平区向高水平区靠拢的趋势渐显。
局部地区城市形成集聚发展态势，整体呈现分布重心持续向东南迁移的趋势，二者表现出显著的空间同位特征与高度趋同的时空演化趋势。数字化对城市创新质量表现出明显的正向驱动效应。在中国全样本和不同地理区位、不同行政等级、不同城市规模的异质性分样本下均遵循着“数字化发展有利于提升城市创新质量”的一般性规律。
验证了理论假设H1及其稳健性，但数字化对不同类型城市创新质量的驱动效应存在差异：相较而言，东部地区、行政等级较高以及人口规模较大的城市，数字化发展对城市创新质量的驱动效应更大，更容易享受到数字化发展的创新提质效应。
结语
打通创新生态系统作用路径的关键因素有待进一步挖掘。当前研究仅探讨了数字化影响城市创新质量的创新生态中介作用，异质性分析表明创新生态系统中介作用路径在某些城市中并不通畅，但限于篇幅本研究并未寻找在数字化发展与城市创新质量作用关系中的调节因素。
未进一步探讨打通全部作用路径的关键因素，而这对于各城市开展创新生态系统实践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在未来的研究中，需要进一步沿着当前的思路不断深入、拓展，探究打通数字化驱动城市创新质量变革进而促进城市创新质量提升这一路径的关键所在，为数字化背景下中国城市创新生态系统建设与优化提供学理参考与数据支持。
未来一方面针对企业数字化转型信息披露的多元化载体展开进一步研究，可以继续拓展信息披露载体，探究企业数字化转型在多个载体中对外公开披露的信息对资本市场的影响，以及分析不同载体的信息披露异质性作用，以此明确外部资本市场获取企业特质信息的主要渠道和来源。
另一方面，企业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内部经营环节融合所产生的增量信息应该是最能体现数字化转型成效和企业投资价值的部分，也是投资者最迫切想要了解的信息。
